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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比较研究
 发布:薪火相传  浏览:次 发布时间: 2019-06-04 

在我们的专著,“走向美国选民心理的新理论”中,我们将经济状况,群体关系和国家安全看作三个经久不衰的美国政治心理主题,决定每次总统选举结果的根本因素,也是适用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国度的普遍性的政治主题。不仅美国的总统选举,而且,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衰也是由封建朝庭在这三个主题上的政治表现所决定的。所谓民意,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都必须从这三个主题来解释。我的导师之一,乔治·比绍普(George Bishop)教授更注重民族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其次才是经济繁荣和群体和谐,他在为我们的专著所写的前言中说,依据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国家的繁荣和对于群体冲突的控制来投票,正是使个人生存和事业的持续成功的一种潜在方式。其实,国家的经济繁荣也直接关系国家的生存。没有物质基础,作为人类群体的国家是不能生存的。也就是说,民众的政治心理聚集在他们的祖国的生存、安全和繁荣上,而他们的国家的生存、安全和繁荣是相互联系为一个整体的。国内的群体和谐是保障国家生存、安全和繁荣的政治前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即谓此意也。人民心系自己的祖国的生存和安全,是因为他们个人的生存和事业与他们的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为了保障他们的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人民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在中国就集中地体现为延安精神,在美国则体现为美国精神。这两种精神是有共通之处的,因为,二者体现了两国人民为各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自愿奉献的精神。我们可以对于这两种精神做如下比较:

  一、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在延安精神的激励下,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成为抗日救国的先锋队。在战火燃烧的年代,抗日根据地的人民踊跃参军参战,使中共的军事力量在八年之中成十倍地增长。为了祖国的生存和安全,人民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显而易见。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在人民对于宪法所规定的制裁叛国行为的有关规定的积极支持。由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林肯总统打赢了南北战争,一劳永逸地解除了国家分裂的祸患。美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付出的牺牲比他们在其它所有美国所参与的战争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总和还要多。

  二、在唯物主义精神方面,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是相通的。毛泽东在延安倡导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遵照这一唯物主义原则,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运用灵活机动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和符合实际的求生存,求团结和求发展的政治、经济政策,从而,使自身的力量迅速壮大,强有力地抗击了日本的侵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美国人民崇尚尊重现实的精神,并通过言论自由、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家政治长期被偏执、僵化和脱离实际的思想所支配。美国人比较早地实行了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的经济改革,较快地制止了朝战和越战的错误,主动结束与中国的敌对状态。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敢于面对现实,勇于修正错误的表现。

  三、在集体主义精神方面,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也是相通的。在延安时代,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团结奋战,共渡难关,面对强敌和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困难,不仅没有解散,而且,队伍不断壮大。这里面不仅包含对于党、人民军队的热爱,更包括对于祖国这个大集体的热爱。美国人有尊重个性的传统,但这种个性不是自私,而是对于个人的尊重。在个人的小圈子之外,美国人民不仅有对他们的祖国的热爱,而且,有对他人,对同事,对同胞的同情和关爱。十九世纪,法国人,托克维尔这样描写他对于美国人的互助精神的感受:“当一位美国人要求他的同胞给与合作时,很少被拒绝;我经常看到,人们自发地,并且以极大的好意提供合作。如果,在公路上发生事故,人人都急忙赶去帮助遇难者;如果,某种巨大的突发性灾祸降临一个家庭,上千陌生人立即自愿地打开钱包,数额小,但却众多的捐赠源源而来,解救困苦”(Toqueville, Volume II , Chapter IV, Section 3)。

  四、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包含英雄主义精神。在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军民以英勇杀敌为己任,以为国捐躯为光荣。美国人则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拓展疆土的斗争中,表现了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

  五、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表现了对于他人和同胞的宽容精神。在延安时期,中共及时调整政治经济政策,保护富农,改没收地主土地为减租减息,吸收资产阶级和其他各阶层参加政府管理,建立了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表现了政治宽容精神。美国人则通过立法,特别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在人民中持久地树立了政治和文化宽容精神。美国有数不清的宗教教派,但由于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了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及其所包含的教派平等原则,宗教教派大都变成了温和的社会慈善机构,宗教极端主义没有社会市场;没有排他的社会阶层;没有在地域和自然条件上对于人民发挥他们的才能,发展他们的事业的限制。所以,社会气氛是宽容和平和的。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这样说:“在美国,没有宗教仇恨,因为,所有的宗教都受到尊重,没有什么教派处于优越地位;没有对于地位的嫉妒,因为,人民就是一切,没有人能够怀疑他们的权威;最后,没有作为社会不安的因素的公众痛苦,因为,国家的物理条件向实业展开如此大的场地,以至于一个人只需不受约束地去实现他的才智”(Toqueville, Volume I, Chapter V)。

  六、在追求平等的精神方面,延安精神与美国精神具有共同性。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与国统区的重要区别在于:国统区到处是官僚腐败,而在延安却只见公仆不见官。官员与普通工作人员在生活条件上没有明显差别。改变了苏维埃时期的工农与地主资产阶级同罪不同罚,有功之人与普通民众同罪不同罚的规定,而却规定对于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和公务员犯法者从重处罚。这种法律上的平等原则保障了边区政府的廉洁风气。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合众国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凡在合众国下担任任何有报酬或有责任之职务者,未经国会同意,不得从任何国王、君主或外国接受任何礼物、报酬、官职或任何一种爵位。”这种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原则使得美国在十九世纪就与当时的欧洲国家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有了明显区别。托克维尔如此描述英国与美国在人际关系上的区别:“当与财富无关,只由出生将人在社会中分类时,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他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他不寻求上升,他也不担心下降。在一个社区里,如此依不同的等级组织起来的人们相互很少交流;但如果偶然事件使他们在一起,他们会乐于交谈,而不希望或害怕失掉他们的地位。他们的交际不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但不受拘束。 当一位富有的贵族生而为贵族,情况就会被改变。”“在美国,生而具有的特权从来不存在,并且,财富并不授予它们的占有者任何特有的权利,互不熟悉的人们很乐意经常光顾同样的地方,而在他们的自由的思想交流中,他们既感觉不到什么危险,也不贪图便宜。当他们偶然碰见时,他们既不寻求,也不回避交流;他们的举止因而是自然的,直率的和开放的;显而易见,他们几乎不从对方期望或了解到什么东西,并且,他们不在乎展示比掩盖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更多的东西”(Volume II ,Section 3,Chapter II)。

  七、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具有开放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地处陕北山区,交通不便的延安吸引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精英人才。因为,那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层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其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以其开放的胸怀,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杰出人才。兼容并蓄,不拘一格地吸纳人才是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所共同具有政治成功因素。

  八、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中都包含着尊重人的精神。中共在延安的政治宽容和合作精神包含着尊重同胞的精神;在党内整风中,中共一反以前党内斗争中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纠正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实行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思想教育方式;在对二流子的教育中,不断纠正戴高帽子游街,开斗争会等错误做法(李智勇,2001,157-161)。这些都反映了延安精神中的尊重人的人道主义精神。美国宪法第四条第二款宪法关于保护各州公民特权和豁免权的规定;美国宪法第三条修正案〔1791〕关于士兵不得在和平时期擅自占据民房的规定;第四条修正案〔1791〕关于“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的规定;第五条修正案〔1791〕关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等规定;第六条修正案〔1791〕关于被告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的规定;第八条修正案〔1791〕关于“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常的惩罚”的规定;第十三条修正案〔1865〕第一款关于禁止奴隶制和强迫劳役的规定;第十四条修正案〔1868〕第一款关于“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对于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亦不得拒绝给予平等法律保护”的规定;第十五条修正案〔1870〕第一款关于“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曾被强迫服劳役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第十九条修正案〔1920〕关于“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性别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修正案〔1964〕第一款关于“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未交纳人头税或其他税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以及第二十六条修正案〔1971〕第一款关于“年满18岁或18岁以上的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为年龄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剥夺或限制”的规定等等,都反映了尊重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九、延安精神和美国精神都包含崇尚科学的精神。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推广科学技术,开展科学研究。在医学方面,举办医务人员培训班,研制急需新药。在农业方面,推广粮食和蔬菜新品种,改进耕作技术。 工业方面,研制出新的轻工业机械,掌握炼油技术。并且,还开展了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工作。同时,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建立了十八所高等院校(李智勇,2001,97-99,143-144)。这些都说明延安时期的中共是尊重科学的。美国政府在建国初期就有尊重科学的法律。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各自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的专有权利,以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之进步”。这条法律对于实用性的发明创造在美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当美国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条法律便成了推动高科技发展的有力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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